自上世纪90年代传入中国内地后，传销组织席卷了几乎所有省份。在近千万人被洗脑的同时，也有一批人进行着反洗脑，他们把自己称为反传销人士。在这个不到100人的圈子里，大量反传销人士正黯然离场。虽然也有新人不断加入，但发现黑幕后，他们也逐渐失望离开。唯一不变的是传销团伙的扩张。
人员缩水
顶峰时200人，目前骨干不足50人
蒋德胜记不清这是第几次来深圳了。从2007年开始，他曾在当地五六十个城中村和三四十个小区内，成功对100多名传销受害者进行“反洗脑”。有人问他来了几次深圳，他翻了翻手机通讯录，“我救过的深圳受害者有123个。”
蒋德胜把自己的事业称为“反传销”，专门对深陷传销的受害者进行劝说。2007年救出自己的朋友后，蒋德胜回家卖了厂子，专职搞起了反传销。为此他成立了一个反传销协会，其成员大部分是曾经的传销受害者，专职的有四五十人，兼职志愿者超过100人，顶峰时曾达到200人。
蒋德胜一般只凭口头劝说就能让受害者迷途知返。李凡曾经误入传销组织，屡次劝说没有效果，甚至还把他朋友拉入了伙。朋友借聚餐的名义把李凡约到外头，并说要带他去见蒋德胜。虽然没有说明蒋德胜的职业，但李凡有所意识，“如果挡我财路，我就把他揍一顿。”但蒋德胜仅用了2小时把李凡说通了。
李凡告诉记者，蒋德胜懂传销的所有套路。比如进门前先电话通知，是为了防止被外人察觉；组织上层和下层不住在一起，是为了方便分赃等。为了使劝说效果更好，蒋德胜还冒充某传销组织前高层人物，直到现在李凡对此还深信不疑。
像李凡这样的受害者，蒋德胜救过上千个，分布于除西藏以外的所有省份。他也有失手的时候，一些受害者被劝说出来后，又被传销组织二次洗脑。
但蒋德胜现在面临一个问题，他的成员正慢慢流失，目前骨干力量不足50人。他们的辞职理由五花八门，有说工作太忙顾不上，有说家里老人需要照顾，蒋德胜也不挽留。“我知道，是他们的热情消退了。”
但成员贾明敏告诉记者，热情消退不是他们退出的主因。“关键是没有收入。”据贾明敏介绍，营救成功后，受害者一般会自愿给一些红包，金额可多可少，也就能抵消差旅费，有人甚至不给钱。在2012年之前，蒋德胜甚至都不允许成员拿红包。他认为自己做的是公益事业，不应该收取任何费用。“没有经济收入，大家自然不愿意干。”贾明敏说。
灰色乱象
收费无固定标准，定位、讨债涉嫌违法
蒋德胜这样不收费的团队，在不足100人的反传销界中，几乎找不到第二个。但即使在收费的团队中，人员大量流失的现象也普遍存在。记者采访了多名反传销人士，所有人都把原因归结为“反传销界太混乱”。
反传销界的混乱，首先在于没有一个固定的收费标准。据徐舟介绍，他的收费模式是电话咨询免费，出差按距离收取订金，近的两三千，远的四五千。另一名反传销人士吴天告诉记者，每个人的收费标准都不相同，他的订金比徐舟便宜，近的两千，远的三千。此外，如果劝说成功，反传销人士会收取求助者的红包，数额大小也没有明文规定。
行业内还充斥着一些涉嫌违法的行为。例如传销受害者失去行踪，反传销人士会提供手机定位服务，移动号码1500块，联通、电信1000块以下，定位偏差不到100米。据悉，公民的所在位置属于个人信息，未经允许私自获取可能涉嫌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
一些不懂行的求助者也常会遭到坑害。徐舟接受记者采访时，称自己收费也就三五千元，而且不做定位业务。但记者以求助者身份给他打去电话，徐舟却把价格开到2万元，并宣称可以做手机定位。
此外，行业内也有一些隐性的暴利业务，“讨债”是其中之一。
进入传销组织一般要缴纳费用，受害者被救出来后，组织也不会轻易退款。部分反传销人士会负责把钱讨要回来，他们称此为“讨债”，其中手段最成熟的是李旭。
李旭有一支名为“中国反传销协会”的团队，据成员王明介绍，他们会派卧底进入传销窝点，约老总出来吃饭。老总一进入房间，埋伏的人就包围过来，威胁老总退回受害者的钱。王明认为，这种讨债方法是“见不得光”的。
更见不得光的是讨债后的利益分配。据李旭团队成员吴天介绍，每追讨出10万元，李旭团队会从中抽取3万元到4万元作为回报，然后团队成员再私分这三四万元。低于10万元的债务李旭是不做的。
分崩离析
反传销人士互不信任、相互指责
业界的混乱加剧了反传销人士间的不信任，李旭首当其冲。
李旭是反传销界的行业老大。多位反传销人士接受采访时告诉记者，反传销界中大多数人曾在李旭手下干过。
李旭在北京有一栋三层办公楼，一楼是餐厅，二楼用来办公，三楼和地下室接待受害者及其家属。根据他的说法，求助者打来电话咨询或者自费前来北京是不收取费用的。但如果要求团队成员前往当地营救传销受害者，首先要给一笔2000- 3000元的订金，营救成功后还须自愿支付一笔“捐助”。李旭称团队只收取订金的1/3，剩下2/3和全部“捐助”都留给手下成员。李旭认为这样分配很合理，求助者负担的费用也不是很多。“了解我的人知道，我的团队是半公益的。”
但了解他的人似乎并不多。吴天告诉记者，他在李旭手下干了4年活，求助者的订金和“捐助”，团队成员只能保有50%，剩下的全部交给李旭。“捐助”也不完全是受害者自愿给的。据吴天介绍，李旭团队曾向一名求助者反复收取“捐助”共3次，直到拿走了他身上最后270块钱。
更令吴天不满的是“讨债”后的利益分配。
在李旭团队中，如何分配“讨债”提成没有明文规定。一般情况下成员只能保留一小部分，大部分被李旭拿走。李旭曾经讨出100万元“债务”，从中拿走30万提成，吴天毫不知情，直到求助者打来电话事情才败露。除了利益分配不均外，吴天认为李旭的30%- 40%提成也太高了。目前吴天已经脱离团队自己单干，他的“讨债”提成是20%。
王满曾经也是李旭手下的一员。
“我怀着满腔热忱进入协会，却发现李旭收的是受害者的黑心钱。”李旭的妻子曹月杰担任协会会计，每一笔进账都有记录。王满曾要求李旭夫妻公开协会账目，却遭到反对。李旭对记者表示，“我们是半公益的组织，连很多公益组织都没有公开账目，怎么能要求我们公开呢？”
王满最终离开了李旭团队，他想成立一个反传销的公益组织。在接受采访的几天内，王满不断请求记者不要把他和李旭扯上关系。“李旭的团队名为公益，实为牟利。有这样的团队存在，很影响我组织的声誉。”
李旭对这些话很有意见。“不要相信他们，同行是冤家。”在与记者的对话中，李旭不断强调，业界有一些人对他有诋毁之词，其实是对他的行业地位的嫉妒。
“不仅是嫉妒，在反传销界内李旭已经形成事实上的垄断。”王明也曾是李旭的手下，2014年王明另外组成一支团队，经营有一个宣传网站。很快王明就干不下去了，因为求助者搜索“反传销协会”时，李旭的网站永远排名第一。王明认为李旭参与了百度的竞价排名，李旭却告诉记者，他从来没给百度付过钱。
王明把李旭垄断的原因归结为媒体的误导。据了解，李旭曾接受各类报刊、电视台包括央视面对面栏目的专访，几乎都是以公益人士的形象出现，没有提及他的定位和讨债业务。王明认为媒体对李旭的报道，实际上变成了他的品牌效应。
在相互攻讦之前，这个行业曾有过短暂的合作。李旭告诉记者，他以前也想过成立一个完全不收费的公益组织。2009年他邀请多名反传销人士组成协会，但很快分崩离析。“有人对我的半公益模式不满，他们想要靠这个来营利。”
李旭反过来指责其他人。“我的订金最高才收3000块，他们又收多少？”
生态变化
反传销业务减少，传销却演化猖獗
目前王明已经金盆洗手，这两年反传销求助者越来越少，他没有了收入来源。这也是蒋德胜、徐舟、吴天等人共同面临的问题。
据蒋德胜介绍，2016年以前他月接任务量十几件，从新疆霍尔果斯口岸到黑龙江漠河边境，大半年都在外地出差。而今年下半年每个月的任务量只有两三件。
反传销人士的热情也在消退。多位反传销人士告诉记者，他们刚踏入这一行业时，都秉持着救受害者于火海、免费服务的公益心。初期蒋德胜连红包也不收，如果求助者强行硬塞，蒋德胜只拿其中一部分。“我以前做过生意，身家近百万，求助者给的千儿八百我是看不上的。”发现生活得不到保障后，这些反传销人士也开始收取红包，直到现在演变成完全的商业行为。
反传销业务复杂危险，业内人士也身心疲惫。孙青是江苏江阴某中学数学老师，利用课余时间担任反传销志愿者。去年他担任高三任课老师，每天上5节课，晚9点半自习结束后才能下班。回家后孙青上网解答求助者的问题，或远程劝说传销受害者，常常工作到0点之后。由于渐渐感到心律不齐，再加上爱人的唠叨、不满，最终退出了这一行业。
最让反传销人士灰心的，是求助者的不信任。蒋德胜团队曾接到山东一小女孩的求助，到火车站迎接他们的却是4个恶狠狠的中年人。四人审问团队成员，你们有工作证吗？是哪个政府部门的？能保证把人劝出来吗？收费会不会很贵？最终不欢而散。
一些人洗手不干，另外一些人也在动摇，但传销组织却更加猖獗。
徐舟介绍，以往传销组织在大型城市居多，现在发展到了一些中小型城市。比如广西北海、广东惠州、河南洛阳、甘肃天水等，这些都是新兴的传销人员聚集地。以天水为例，徐舟估计当地的传销人员在一万到两万之间。
传销的形式也发生了变化。以往传销分为南北两派，北派以直销为幌子，南派以资本运作为幌子，两派实质上都是拉人入会拿人头费，没有实际产品。现在一些传销组织却在工商局注册起了公司，打起P 2P、微商的旗号，一些甚至有了廉价的产品，这也增加了辨别传销组织的难度。
蒋德胜曾向天津市工商局举报某传销组织，理由是该企业假借微商的名义拿人头费，和传销组织无异。工商局一查，发现该组织是正式注册的企业，虽然性价比较低，但毕竟也是有产品的。由于无法定性，工商局最终没有查处该公司。
律师说法
反传销存法律监管盲点
“其他人或许不想干了，我是不会动摇的。”李旭表示，他将和传销组织斗争到底。目前李旭团队的任务量没有明显下降趋势，每个月仍能达到100单以上，团队成员保持着30人的规模。“这很讽刺，反传销应该是个公益事业，但这个夫妻店却做得最好。”贾明敏告诉记者。
“李旭业务的成功，正是得益于其高度商业化的模式。”王明认为，蒋德胜的免费模式难以为继，要想在反传销界继续走下去，需要有一定的收费标准。“但即使有收费标准，也竞争不过李旭，毕竟圈内就他有名。”
但蒋德胜还是想坚持免费模式，他认为李旭的收费之路走歪了。在他的理想中，反传销界能被社会接纳，在民政局挂牌成为正式的民间组织，有了合法的募资渠道，反传销业务就可以全免费了。要想在民政局登记备案，必须先找一个部门挂靠，蒋德胜去找天津市工商管理局，递交了3次材料，甚至通过记者牵线找了局领导，都没有得到回复。记者采访该局领导，他称此举并不是针对反传销组织，而是所有民间组织想挂靠都很难。“只有工商局自己成立的组织才能挂靠。蒋德胜和工商局又没有关系，不方便挂靠。”
关于反传销是否可以收费，京师律师事务所的律师邓海虹表达了自己的看法。“反传销收费是个新型问题，处于法律的边缘，目前刑法、民法都没有相关条例，无法判定是否违法。”她认为讨债这种手段是违法的。“表面是维权，实际是暴力。”
有人找到了更好的生存方式。据王明介绍，他在河北省三河市的朋友与当地公安局合作较多，每次发现一个传销窝点，都会上报给当地公安部门，让民警前去捣毁。这种与政府的友好关系，几乎是每一个反传销人士都向往的。
反传销是个灰色行业，很难被社会接纳，但蒋德胜认为这一行业不会消失。“有关部门或执法不力，或没有专业知识，民间反传销是一个很好的补充。”他说每年都有大量受害者逃出传销窝点，这些人一般具有极高的热情，很愿意加入反传销界帮助其他人，不过热情终有消退的时候。“只要贪婪本性不改，传销就不会灭绝，反传销也将继续存在。”
蒋德胜认为，目前的民间作坊形式不利于反传销事业的可持续发展，这正是蒋德胜来到深圳的原因。蒋德胜希望在深圳做点生意，用赚来的钱反过来资助反传销事业，同时给营救出来的受害者提供就业机会。“我认为自己很适合做生意，之前的生意也很成功。”
“既要做公益，又要做老板，很难达到平衡。”贾明敏认为蒋德胜在反传销界内工作了10年，很难再回到商界和资本家打交道。而且正因为反传销业务太忙，蒋德胜才把原来的厂子卖掉了。
“如果李旭的商业化模式可以经营下去，为什么我们不采用这种方法呢？”贾明敏表示，李旭的团队运营初期也是公益性质居多，后来赚得多了欲望就膨胀了。贾明敏认为只要团队账目能公开接受社会监督，就不会重走李旭的弯路。“如果没有经济收入，大家的心会凉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