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一篇标题为《民间反传销组织“鼠窝”捞人 收费1.6万引争议》的新闻报道，迅速在网上传开。大家争议焦点放在民间反传销组织是否合法？高价收费是否与传销组织相互勾结？反传销组织会不会成为“生意经”？诸多质疑让反传销志愿者们不仅委屈还尴尬。那么，民间反传销组织历经九年的发展，其背后难念的“公益”与“生意”之经又有谁清楚呢？
2006年我国各类反传销协会、网站、联盟等民间反传机构开始出现，这些机构多由一些曾经深陷传销的人员所创办，接受解救被困者和反洗脑的求助。起初的一片公益热情在遇到经费困难的现实后，他们无奈选择收费运作。随着时间的推移，来反传销的人越来越多，这项本身难度大、对从业者素质要求颇高的工作，逐渐成为一些人的“生意”。 然而传销之祸，亲历者都会有体会。反传销组织寄生于传销之上，靠捞人、反洗脑营生，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再正常不过。它能做成一门生意，是因为背后有庞大需求，这部分需求又对应着相关部门在打击传销上的力有不逮。至于说这种民间自发形成的私力救济，该以公益还是以市场的面目出现，也无所谓定论。如果当公益来做，那该给予鼓励，并在政策上给予优惠和扶持；如果当生意来做，也没必要苛责。因此，反传销组织一路走来，我们欣慰的看到他们解救了无数深陷传销的受害者，甚至很多人认为参与反传销的人曾经参与过传销，坑害过别人，做反传销志愿者便是一种“赎罪”。其实不然，大部分人并不是主动参与传销的，他们被欺骗之后能够有勇气做反传销志愿者便就是一种高贵的精神。做公益本身就是一种投资，没有投资便就没有公益。如“中国反传第一人”李旭2006年到2008年激情反传，做纯公益，不收任何费用，被解救者自愿给钱，结果反而是不可持续，身边的专业志愿者越来越少。
此次报道民间反传销组织收费一万六千元捞人，已经有很多人质疑是在赚黑心钱。但同样是深陷传销，有的人妻离子散、倾家荡产，也有人及时逃离魔窟，具体环境不同，捞人的风险也不同，若只看到反传销组织的高昂收费，而无视其背后的潜在风险，未必公允。
我们可以从民间反传组织的“生意兴隆”上面可以透露出两个层面的信息：其一，官方在打击传销组织的执法行动中，仍然无法做到无死角的全覆盖，打击愈演愈烈的传销活动依旧是一场持久战。传销组织，甚至借助互联网等虚拟平台，藏身偏僻处以躲避警方打击。而在求救警方无果后，受害人家属向民间反传组织付费求助实属不得已而为之的下策。其二，传销的本质是诈骗，以金字塔式的分配制度来牟取利益，扰乱社会秩序，危害社会稳定。虽说传销一如过街老鼠人人喊打，警方长效整治，法律更是不吝惩处，但前赴后继的受害者不停地被洗脑，趟了传销这趟混水。也正缘此，才有了雨后春笋般竖起的反传组织，才有了“钱途广阔”的反传市场。换句话说，市场的兴旺与否是由供求关系决定的，既然反传市场需求巨大，也就可以理解民间反专组织由公益向收费的转变，甚至还有不少鱼龙混杂般涌入的反传者。
曾经有人把政府反传销部门称为“正规军”，把民间反传销机构称为“游击队”，这既道出了现状，也说明官方反传销与民间反传销各有优势，同时各有不足。而对于民间反传销机构应定位于半公益机构，既要有公益属性，又要考虑到其生存问题允许适当收费。再加上传销人员陷入传销组织，责任主要在自己，理应为解救行动承担一定成本。同时，民间反传销机构弥补了政府反传销工作的不足，政府应该通过购买公共服务的方式支持民间反传销机构发展，只有这样民间反传销组织才能够走向正规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