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反腐”成了媒体热议的话题。中共十八大以后，从党中央开始便掀起了一股清廉反腐的浪潮，让老百姓对于这个积怨已久，事关“亡党亡国”的大问题，终于浮上了台面。
我国的直销行业存在着先天的违法隐患，按照现行《直销管理条例》的规定，几乎所有公司都很难保证不会违规或违法，于是就滋生了相关管理单位的执法力度与违法对象隐蔽性的裁量空间，腐败问题也就屡屡产生。
我国的直销企业也一直是贪腐问题的受害者，不论是拿牌企业或未拿牌企业多少都面临与处理过类似的问题。其主要原因来自于直销法规的不完善、直销企业运营的规定不合理，并且赋予过多部门参与直销行业的监管。
直销高官邓湛落马震惊直销业
2008年8月，商务部原外国投资管理司副司长、中国外商投资企业协会副会长邓湛，因陷商务部条法司巡视员郭京毅涉嫌受贿案被调查。邓湛曾任商务部外资司副司长，期间力主“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直销体系”，为中国直销企业获得法律地位发挥了主要作用，成为保健行业人气指数极高的政府官员，直销圈子更是以“与邓司长会过面”为荣耀谈资。随着案情逐渐明朗，邓湛涉嫌腐败犯罪的证据越来越清楚，有知情者透露：邓湛被抓主要是涉嫌收受巨额贿赂，并受到郭京毅案牵连。
2008年8月13日，商务部条法司巡视员(正司级)郭京毅因涉嫌受贿被“双规”，已被采取强制措施。据悉，8月初，纪检部门接到上级机关转交的郭京毅等人涉案线索。郭京毅因为在涉及有关外资并购的法律法规制订和司法解释时，收受外商巨额贿赂，在法律上留“后门”偏帮外商在中国进行行业并购。
一系列直销高官落马的案件让直销企业都为之震惊，当民族企业和外资企业的竞跑不是处在同一条起跑线上的时候，何以谈市场经济？何以谈公平竞争？何以谈和谐体制？
雅芳“贿赂门”被罚过亿牵出“潜规则”
无独有偶，雅芳中国公司2014年底承认，2004年至2008年期间雅芳中国的高层曾向可帮助其获得直销经营许可、逃避罚款和压制官媒负面报导的中国官员行贿共9600笔，行贿总额165万美元(约为人民币1025万元)，为此同意支付1.35亿美元(约为人民币8.38亿元)就相关民事和刑事指控达成和解。
雅芳这个中国直销界曾经的大姐大，对中国直销市场的影响却非常深远。更可悲的是，雅芳的罚款，也只是应付美国境内的制裁，与中国受损的直销企业半毛关系都没有。而当年雅芳行贿三大将之一，甚至又进入了某拿牌直销企业任副总裁。
某直销企业总裁感叹：如果雅芳不行贿，我就不会坐那几年牢！有此感叹的应该有一大批直销企业老总，还有不计其数的直销从业人员。据业内资深媒体人士称，他身边至少有10位以上国内直销企业老总因涉嫌多层次直销而锒铛入狱。更严重的是，因为法规与市场的冲突，束缚了企业的发展，严重地牺牲了整个行业发展的速度。可以说，雅芳的1000万元罚款，买断了中国直销行业整整8年的发展。
此外，商务部条法司起到了更为重要的作用，其时被冠以“经济汉奸”的郭京毅一直任条法司副司长。“郭京毅邓湛窝案”事发后，人们才发现部分跨国公司通过向掌握法规制定大权的人士行贿，从法律保障上获得竞争的便利，甚至不惜牺牲市场原本的诉求。
官员腐败收受好处影响立法
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由于法律法规缺失，国际垄断资本集团在中国跑马圈地，大肆进行斩首式并购。这些垄断集团瞄准各行业市场占有率的前五名企业，进行合资并掌握控股权，然后使合资企业长期处于亏损或微利状况，迫使合资的中方撤出，最终，外资达到控制垄断企业的目的，并在之后使独资公司恢复盈利。正是对国家经济主权的担忧，不少学者和舆论指责主管外资并购的国家商务部监管不力。迫于外界压力下，政府在03年和06年先后推出《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暂行规定》和《关於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的规定》两部法规，而郭京毅正是这两部法规的主要操刀者。这两部法规规定不够明确，操作性也不强，并没有改进政府对外资恶意并购的监管，令外资尤其是国外热钱轻松进入，或者变相进入敏感部门，威胁到中国的国家经济安全。从目前情况看，很可能就是在制订相关法规时，故意留了“后门”让外资钻空子。
有学者就曾揭露，跨国垄断集团以安排出国观光、子女境外就读、协助转移资产等条件，或以参加国际学术研讨、邀请做访问学者、授予名誉学位或职称等为诱饵，吸引中国官员、学者为其出力，对中国相关部门决策与立法施加影响。郭京毅、邓湛案件的揭发，已是最好的证明。这也说明，中国一部分经济主权可能已经不掌握在自己手中，虽然前台制订法律的是中国人，但幕后操控的却是外国垄断集团或企业。
政府官员的腐败，经常和政府的部门利益联系在一起。在其所谓的势力范围内，巧立名目，暗箱操作，收受贿赂，并在行政立法的过程中，预留“设租”和“寻租”的空间。一方面，使政府部门的既得利益和未来利益，固化在法律文本中；另一方面，又为腐败分子的中饱私囊，打开了方便之门。毫无疑问，这是腐败手段和形式日益多样化的一种新方式。
严惩行贿罪的争议
行贿被认为是诱发受贿犯罪、滋生腐败的直接原因，打击行贿犯罪，对于遏制受贿犯罪攀升有重要意义。在此次新的司法解释出台之前，社会上一直有“打击受贿重、打击行贿轻”的议论。
目前新的司法解释对行贿罪的“豁免条款”有所规定：因行贿人在被追诉前主动交代行贿行为而破获相关受贿案件的，对行贿人不适用刑法第六十八条关于立功的规定，依照刑法第三百九十条第二款的规定，可以减轻或者免除处罚；行贿人揭发受贿人与其行贿无关的其他犯罪行为，查证属实的，依照刑法第六十八条关于立功的规定，可以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其中“被追诉前”是指检察机关对行贿人的行贿行为刑事立案前。新的对行贿犯罪的司法解释，被认为是对行贿犯罪的严厉震慑。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刑法学者阮齐林认为，存在这种差别的一个原因是对行贿罪的危害性认识不足，“此外，为了证实受贿罪往往需要行贿人出来作证，为了打消行贿人的顾虑，有时也需要争取行贿人的配合。”阮齐林说，在行贿人出来作证的情况下，司法机关常对其免于刑事处罚，甚至不立案。
反腐要严惩，细化金额标准
“两高”对于行贿罪新的司法解释中规定，将行贿数额划分为1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上、100万元以上等4级。另规定因行贿谋取不正当利益，造成直接经济损失数额在100万元以上的，应认定为“使国家利益遭受重大损失”；造成直接经济损失数额在500万元以上的，应认定为“情节特别严重”。新的司法解释规定了“一万元以上即追究刑责”等引人关注的条款，“情节严重”、“使国家利益遭受重大损失”、“情节特别严重”的犯罪情节亦得到明确。对犯行贿罪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因行贿谋取不正当利益，情节严重的，或者使国家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可以并处没收财产。
数额是影响行贿罪和受贿罪量刑的重要因素。而目前的刑法中并没有对行贿罪的数额作明确要求，1万元作为起刑标准是援引自1999年8月6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立案侦查案件立案标准的规定（试行）》中的内容。该文件规定，行贿行为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才能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行贿数额在1万元以上的；行贿数额不满1万元，但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为谋取非法利益而行贿的，向3人以上行贿的，向党政领导、司法工作人员、行政执法人员行贿的，致使国家或者社会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目前刑法中对犯受贿罪的所得数额及情节亦不是单独表述，而是参考贪污罪的规定。数额阶梯分为不满5000元、不满1万元、不满5万元、不满10万元以及10万元以上，处罚最低为行政处分，最高为死刑。
反腐要双管齐下，盯防重点领域
除了金额的硬性标准外，行贿罪的“情节严重”和“情节特别严重”中的其他两种情形亦值得一提。即实施违法犯罪活动，向负有食品、药品、安全生产、环境保护等监督管理职责的国家工作人员行贿，严重危害民生、侵犯公众生命财产安全的；向行政执法机关、司法机关的国家工作人员行贿，影响行政执法和司法公正的。
早在2010年5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大查办严重行贿犯罪力度的通知》，要求各级检察机关进一步加大查办严重行贿犯罪的力度，为跑官买官、生产销售伪劣食品药品、征地拆迁等向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的8类行贿犯罪案件，被列为严肃依法查办的重点。
靠行贿把25名法官拉下水的商人丁海玉于2009年3月12日以诈骗罪、偷税罪、非法持有枪支弹药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6年，但其罪行中没有出现行贿罪。丁海玉几乎把每一家和他做过生意的公司都告上了法庭。通过胜诉获得暴利，付出的成本是行贿法官。在接受纪检部门调查期间，丁海玉陆续揭发出38名受贿官员和法官。据《宁夏日报》报道，石嘴山中院是丁海玉行贿的“重灾区”，从前院长魏兰芬到立案庭的普通法官，共有12人受到查处。
如果按照“两高”新的司法解释规定，丁海玉的罪名中亦要增添“行贿罪”一项。旧案已尘埃落定，新法能否使今后的行贿者怵惕自醒，有待司法实践证明。
直销行业反腐需要加速开放管理
2014年5月，陕北甘泉一起传销案最终引发了当地官场不小的“地震”。目前，包括甘泉县公安局长王昌平、甘泉县法院院长刘志秀在内，甘泉县和延安市至少7名公职人员被调查。这起名为“1040阳光工程”、宣称购买69800元原始股，便可短期内成为千万富翁的传销案，引发了延安地区2400多名群众不同程度的参与。
“传销反腐”与过去发生的“二奶反腐”、“情人反腐”、“离婚原配反腐”、“小偷反腐”等一样，都和偶然因素紧密相连，是腐败者内部关系处理不当或者“运气不好”的结果，而不是国家监督制度发挥作用的成果。“传销反腐”折射出官员对传销案件不够重视，甚至某些官员还想从传销窝里获得好处，与传销头目沆瀣一气，使民众对官员打击传销充满不信任。
腐败的问题存在于公权私用，利用职权谋取不当利益。当职权的行使摊在阳光下，当职权的行使与个人私利无法挂钩，腐败的现象就会减少。改善直销行业官员贪腐的问题，解决之道就是加速直销开放管理，对于申牌中的直销公司给予合法经营空间，并提高申牌审核的行政效率，缩短审核时间，降低直销门坎。让多数的直销行为都实际纳入管理范围，减少公安部门介入空间。如此一来，直销行业的贪污腐败才无处藏身。
